油画《八一起义》

周恩来使用过的毛毯

贺龙的党员登记表

绘有红十字的马灯

标语“革命者来”

福音医院救治起义军伤病员使用过的病床架

　　市民与游客对红色景点的热情如夏日不断攀升的温度，“八一”建军节临近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前，众多游客正合影留念，这里已成为当下南昌最火热的红色地标。

　　95年前的8月1日，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划破沉沉夜空，宣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。冲锋的号角撼人心魄，95年来，我们无法忘怀那些为建立新中国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。在历史长河中，起义战士浴血奋战的形象在立体的时空场景中渐渐定格，最终凝结成铿锵岁月中的永恒记忆。

　　不忘来时路，薪火相传承。 今天，我们走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，目睹那些斑驳沧桑的文物，无论是一条半旧的毛毯，还是一盏不起眼的马灯，背后都记录了革命先烈的战斗足迹和可歌可泣的信仰故事。

　　一条周恩来用过的毛毯 

　　在八一馆展厅的众多展品中，有一条已经褪色的毛毯。这条毛毯的主人正是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。

　　1927年7月27日，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指派秘密到达南昌领导起义,并就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周密部署。起义期间，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。8月1日凌晨,起义成功打响并占领南昌城。周恩来任革命委员会委员、革命委员会参谋团成员。

　　起义胜利后，部队南下广东在潮汕失利。此时，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病倒了,他患上了严重的疟疾,白天高烧达40摄氏度，夜晚又冷得瑟瑟发抖,只靠一条薄薄的毛毯保暖。

　　在流沙镇，周恩来抱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——“流沙会议”。会上，周恩来总结了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，坚决表示：“我要到海陆丰去插起苏维埃的红旗!”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，为保存党的干部,决定解散组织。党政军领导干部离开部队,由出海口分赴香港或上海,分散到各省去领导斗争。

　　会后,叶挺、聂荣臻守护着生病的周恩来。当时，他的病情已十分严重，连粥都喝不下，常常处于昏迷状态，有时神志不清，还喊着：“冲啊！冲啊！”而由于部队被打散，留在他身边的叶挺、聂荣臻等既不会说当地话也对当地的路不熟，几个人只有一支小手枪，情况危急。后巧遇当地共产党员杨石魂，在其带领下到达甲子港,准备由甲子港出海去香港。然而，由于甲子港周围敌情严重，为了安全，杨石魂又写信给陆丰县南塘区区委书记黄秀文,由他将周恩来等人接回家中，由其父亲照料，还请来大塘村老中医卢阔为周恩来治病。后遇国民党武装搜村，周恩来等人被转移到南塘圩农民郑阿仲家中，周恩来病情好转后即由甲子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等地。

　　周恩来在南塘区委兰湖村的郑阿仲家里，共住了3天。在郑阿仲一家的细心照料下,周恩来的病情逐渐得到了缓解,他十分感激郑家人对他的照料。临别前，周恩来与郑家人道别，见郑家一贫如洗，郑母用麻包袋作被子，而时已深秋，早晚冷风袭人，便将随身携带的那条毛毯赠予她，以表谢意，并鼓励郑阿仲努力做好革命工作。

　　如今,岁月磨去了毛毯表面的光泽，而周恩来赠送毛毯的故事还为老百姓津津乐道。1957年，郑家将这条毛毯捐献给陆丰县革命纪念馆。而后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毛毯进行复制用于陈列展出。

　　一份珍贵的党员登记表 

　　在八一馆内陈列着一份珍贵的党员登记表，它的登记对象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——贺龙。这份表格上，登记了贺龙详细的个人信息，包括姓名、籍贯、婚姻状况、家庭关系，三次被捕的情况，革命斗争小史等。在“个人信息”一栏，可以看到贺龙曾用名为贺镇南，籍贯为桑植，年龄44岁，职业为军人。这份登记表的填写时间为1938年11月。

　　在这份登记表上，清楚地写明了贺龙入党的时间为1927年。介绍人为周逸群、谭平山。登记表上有一些动人的细节，折射出贺龙为革命彻底告别以往的生活，一心向着共产党的坚定决心。如在“动产、不动产、现金各多少”一栏，贺龙写道“什么都没有了”；在“在工农军政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？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怎样？”一栏，贺龙写道“以前的社会关系，参加革命后都不来往了”。八一南昌起义以前，贺龙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、第20军军长，是国民党高层重点拉拢对象，不乏高官厚禄的引诱。贺龙不仅不为所动，而且甘愿放弃本已拥有的荣华富贵，毅然决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　　贺龙在1959年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，曾深情地回忆道：“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，那是假的，但十几次是有的，因为我是军阀，所以入党特别难，党要考验我，没有批准我的要求。”贺龙还说，早在周逸群带宣传队到部队工作时，有一次自己去找他，发现他正在一个房间里主持入党宣誓仪式，而宣誓入党的都是自己的部下。事后贺龙对周逸群说：“老周啊，门不要关得那么死嘛，也让我进去嘛！”

　　1927年9月，南昌起义部队行至瑞金时，在绵江中学内，贺龙入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。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说，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，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很不容易。多年来，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，是经过考验的，是信得过的。李立三、恽代英、谭平山也相继讲话，他们回顾了大革命以来，贺龙反对军阀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，支持工农运动的一贯表现，赞扬了贺龙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，率军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革命精神，也叙述了党对贺龙的考察经过。

　　贺龙入党后，编入了中央特别小组，同组中有周恩来、刘伯承、周逸群等。从此贺龙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。而这张彰显着贺龙坚定的革命信念与迫切入党决心的党员登记表，也成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珍贵展品。

　　一盏照亮前进方向的马灯 

　　这是一盏马灯，玻璃罩上的红十字是起义标识，外面的铁架已有锈迹。

　　在南昌，有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歌谣：“八一大天亮，老百姓早起床，昨夜晚机关枪，其格格其格格响啊，它是为哪桩？原来是共产党武装起义，原来是红带兵解决了国民党，啊嘻哈！嘻哈！嘻哈！我快活笑嘻哈！”生动地将八一南昌起义与民众欢庆起义胜利的场景描绘了出来。

　　每一支军队都会有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标识，这些标识包括军服、军徽、肩章、军旗以及武器装备等，为的是在战场上进行敌我识别及日常的正规化管理。八一南昌起义是在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，为了保证起义能够顺利打响，起义确定在夜间进行。为了保证战士们在夜间也能准确辨认敌我，佩戴既醒目又秘密的标识就显得极为重要。起义前夕，战士们便以胸前佩戴红领带，臂扎白毛巾，并在马灯和水壶上画红十字作为标志。红白两色在夜间很醒目，更重要的是，这几样东西易携带，便于隐藏，佩戴也方便。起义部队的标识寓意深刻，红领带代表着与旧时代的决裂，象征一支红色军队；马灯是夜间照明工具，预示着八一南昌起义即将照亮中国革命的新方向。

　　由于起义官兵都佩戴着红领带，所以当时的南昌老百姓称起义部队为“红带兵”，于是就有了《八一起义》歌谣中的“原来是红带兵解决了国民党”。由此可见，红领带、白毛巾这些起义标识已经深入民心，成为起义部队的形象代称。

　　一条鼓舞士气的宣传标语 

　　八一南昌起义期间，部队做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，对于发动群众、鼓舞士气和凝聚军心起了积极作用。标语“革命者来”，是当年书写在福建汀州一栋民房门楣上的一条宣传标语。后来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此标语拓下来，放在馆内陈列展出。

　　起义部队从南昌出发一路南下，在艰难的征战途中，积极宣传革命，发动群众，鼓舞士气。标语“革命者来”就是这期间的一条颇具影响力的宣传标语。

　　1927年9月4日至6日，周恩来率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抵达汀州，当时许多景象使当地百姓感到很新鲜：革命委员会的布告、起义部队的告示、写在墙上的标语……街头巷口，人们东一群西一簇，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起义部队政工人员和宣传队的演讲。汀州人邹子彬老人曾见过八一南昌起义部队。那一年，他只有13岁，但是对起义部队的情况记忆犹新。邹老回忆：“他们从宝珠门进城，有穿军装的，也有穿工人衣服的。那时汀州城里几乎没有驻兵，南昌起义部队没有经过战斗便顺利进城，不少人的军装都破了，上面还沾着血迹，可他们进城时的纪律却很好，排着整齐的队伍，看到我们就微笑挥手，还向我们问好，更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。部队进城后，他们在墙上写‘革命者来！’‘实行土地革命！’‘保护工农权益！’‘打倒土豪劣绅，赶走贪官污吏！’等标语，还四处张贴革命宣传单。当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天天都有部队的政工人员拿着小红旗，站在小板凳上向过往群众讲演，号召大家参加革命，虽然有些名词大家从来没听过，可他们讲的道理很明白，就是要打倒地主恶霸，让大家吃饱饭，过上好日子。”

　　虽然起义部队在汀州停留的时间不长，却大力宣传革命宗旨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，帮助地方建立党组织，这为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。

　　一件蕴含红色力量的病床架 

　　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展厅，一件布满锈迹的简易病床架毫不起眼，却意义非凡，因为它背后蕴含着一段中国红色医疗史上的传奇。

　　1927年南昌起义官兵曾在福建汀州福音医院使用过这件病床架，之后医院迁至瑞金，这件病床架被保留在瑞金县（后改为瑞金市）医院。多年后，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将此文物征集来，在展厅展出。

　　福建汀州福音医院原名亚盛顿医院，1908年由一位英国人开办。1925年“五卅”运动爆发，英籍医生、护士逃走，助理医师傅连暲被推举为院长。傅连暲将其改名为福音医院。

　　1927年，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作战，福建汀州福音医院首次接纳治疗受伤的起义战士。８月下旬，起义部队在江西壬田和会昌与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了两次激战，虽然战斗取得胜利，但部队伤亡也比较严重。300多名伤员转送到汀州，院长傅连暲连夜组织救治。他动员全汀州的医生以福音医院为中心，成立合组医院，并约了许多教员和青年学生来协助护理。当时，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3个人，要给300多人动手术和进行其他治疗处理，可谓任务繁重。

　　一天，傅连暲正在吃饭，一位护士匆匆跑来说，一位营长腿骨被打断，要赶快救治。傅连暲连忙放下碗筷，来到病房。只见一位20多岁的青年躺在病床上，伤腿肿得很厉害，而且因失血过多，身体非常虚弱。这位营长，就是陈赓。

　　傅连暲查看伤情时，一位医生小声地说：“不锯掉不行了，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”陈赓听到后，急忙说：“傅医生，不能锯！在战场上不能没有腿。我是革命军人，我的生命就是战斗，如果不能战斗，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！” 为了保住陈赓的伤腿，傅连暲采取了“保守疗法”。每天用药物消毒，用夹板固定，想尽种种方法避免截肢。每次替陈赓清理伤口时，傅连暲都要用手术刀刮去陈赓腿上的烂肉，那伤情让医生、护士都不忍目睹。但清理过程中，陈赓非但没喊一声痛，还饶有兴致地和护士讲话。在这样持久而谨慎的医疗护理下，两个月后，陈赓的腿奇迹般好转起来。

　　起义部队离开长汀后，傅连暲不顾个人危险，把部分重伤病员留在福音医院继续治疗，并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，直到他们痊愈出院。此后，福音医院成为闽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医院。1933年在傅连暲的带领下，医院全体迁往江西瑞金，创办了中央红色医院，成为中央红军第一所正规医院。 （南昌日报记者 徐蕾 文/图）